“這位女士，講話要有憑有據！病人送來醫院的時候血壓已經非常低了，這麼嚴重的休克怎麼會是‘好好的’？什麼叫作‘被我們弄成這樣’？我們幫病人做的治療還不夠快、不夠準確嗎？”在旁邊一直沉默的一位護士，或許是受不了家屬無理的指控，忍不住也動怒地大聲反駁。
“你這是什麼態度？我要向你們院長投訴你！”眼看衝突一觸即發，護理部的領導趕緊把這位護士拉開。
“我想再談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我們也不打算再多說，我要求複印所有的病歷和檢查報告，大家法院見吧！”家屬中一個看似意見領袖的男人，做出這個結論後，便不願再談。
出面協調的領導們原本是希望通過詳細的病情解釋，讓家屬們能夠理解病人的死亡是疾病所致，而非本院的醫療過失造成，但顯然得不到效果，家屬們依然堅持要“討個公道”。
看來一場醫療糾紛是免不了了。家屬複印了病人到院之後的所有檢查資料以及在急診的治療經過記錄，然後憤憤不平地離開了。
雖然衝突暫時是扼制住了，但可以料到的是，家屬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只是不確定他們會採取法律內的訴訟，還是法律外的抗爭。
事後，院方曾主動釋放出善意，希望以更詳細的病情解釋來消除誤會並化解可能的醫療糾紛，但家屬仍然堅持認爲“病人是死在醫院，是被醫生給醫死的”，因此拒絕一切溝通形式。
幾厲後，院方就收到檢察機關要求調閱病歷與調查相關責任歸屬的公文，雖然在院內檢討會中，醫院各方已經確認當天的治療完全符合醫療常規，但既然家屬已經循法律途徑提起訴訟，急診的同事雖然無奈，也還是得接受調查……
由於蘇意歡不是當事人，之後她漸漸忘了這件事。直到某一天上班時，在醫院門口我見到了好幾家電視媒體，而平常總是笑臉迎人的醫院宣傳科人員，今天卻臉色鐵青地不發一語。
“有什麼大事嗎？怎麼來了這麼多記者？”蘇意歡攔下路過的一個同事打聽。
“前段時間有一個心肌梗死的病人，送到我們醫院之後沒多久就死亡了，家屬認定我們有醫療過失。”
同事這麼一說，又讓她猛然想起那天在急診室目睹的一切。“那個案子不是已經進入法律程序了嗎？怎麼又鬧到媒體那邊去了？”蘇意歡感到很是不解。
“家屬本來是走法律途徑提起訴訟，可是檢察機關參考了醫審會的意見後，認定病人的死亡是疾病造成，醫院並沒有過失，所以裁定此案不予起訴。”
“既然檢察機關都已經認定沒有過失不起訴，那事情不就了結了嗎？”
“話是如此沒錯，可是這樣的結果家屬當然不服氣，還是認定他的父親是被我們給‘醫死’的。家屬請來一位議員幫他撐腰，硬說我們草菅人命，還找了七八家媒體來採訪。”596
“民意代表接受民衆陳情前，不必先了解清楚案情嗎？既然法律上都已經證明我們沒有過失，爲什麼還要不分青紅皁白地開記者會？”蘇意歡感到不解。
“由於社會大衆對於醫療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和有偏差，患者和家屬常會被視爲相對弱勢的一方。因此代表病人或家屬跟醫院談判，是最容易塑造‘伸張正義’形象的方式。他們可以提出各種質疑，然後醫院就得疲於奔命地解釋。
就算道理上醫院可以站得住腳，最後通常還是得花一筆和解金來擺平，聽說有些人還會從中拿回扣……”同事小聲在蘇意歡耳邊說他聽到的傳言。
“來採訪的那媒體的心態是什麼？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樣的報道，對醫院或醫生個人的聲譽影響很大嗎？”
“媒體或許會做些所謂的‘客觀平衡報道’，就是讓受指控的醫生髮表觀點，不過時長通常有限。比起醫生對醫療過程平淡無奇的陳述，家屬的血淚控訴似乎更吸引人。如果再加上撒紙錢、擡棺抗議，甚至是向醫院大扔雞蛋，那更是收視率的保證……”
聽到這裏就蘇意歡也不禁汗顏，連自己都常被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所吸引，哪怕知道內容不一定客觀與真實，更何況不懂醫療的一般民衆。
果然現在遇到了最棘手的難題，在法律內的訴訟失敗後，家屬轉向採取法律外的抗爭，今天是訴諸媒體與民意代表，改天說不定就通過黑社會來施壓。
家屬很難理性分辨清楚病人究竟是“病死”還是“醫死”，認爲病人的死亡一定是醫療過失所造成。
事實上，醫療有其極限，許多積重難返的病人的生命早已不是醫生能夠挽回的，一個會來掛急診的人，一定是有某些疾病或是不適，絕對不是家屬所謂的“好好的”，一個真正“好好的人”應該待在家裏而不需要來醫院。
或許親人的驟逝會令人感到措手不及、無法接受，但將這樣的負面情緒不分青紅皁白地發泄到醫療人員身上的舉動，正是造成當今許多傑出人才在急重症領域面前裹足不前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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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大門口拉開的白布條，上頭寫着幾個觸目驚心的紅字“草菅人命”，還有一羣哭喊着“還我命來”的家屬。蘇意歡轉身離開時，心情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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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天的高度工作將蘇意歡逼到了一個點上，似乎只有這樣，她的心情纔可以的得到少許的慰藉。
幾天的時間，蘇意歡就已經看過了人情冷暖，不知道爲什麼，連續的忙碌居然讓她的內心有了呢麼一絲絲的安定。
什麼煩惱憂事，這些在人命面前，都已經被她拋擲腦後，她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上面，看着這些人的故事，才發現，原來一起的一切都不過是過眼雲煙。